自贡西秦会馆（西秦会馆）

西秦会馆（自贡西秦会馆）

自贡历史悠久，素以井盐业闻名于世。探寻自贡井盐文化，首先想到的是“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”。该馆馆址为修建于清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的西秦会馆，这是一座由陕西籍商人集资修筑的同乡会馆，俗称陕西庙。西秦会馆融明清两代宫廷和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，是自贡盐业辉煌史册中璀璨的明珠，也是千年盐都的美丽缩影。然而，作为自贡盐业历史的“名片”，为什么会是一座由外乡人修建的同乡会馆？会馆的建造者——陕西商人又为何选择扎根于自贡盐业呢？

自贡西秦会馆（wanhu58/摄）

明代陕西商帮的盐业发展路

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边防，陆续实行“食盐开中”“茶马交易”“棉布征实”“布马交易”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，允许陕西商民输粮换引，形成了以三原、泾阳为中心，以西北、川、黔、蒙、藏为势利范围，输茶于陇青、贩盐于川黔、鬻布于苏湖、销烟于江浙的繁荣景象。

陕西商人抓住当时中央政府的各项特殊经济政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，并与本地区的经济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，在大力发展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迅速崛起，成为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，以财雄势宏被尊为“西秦大贾”或“关陕商人”，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长期名列我国十大商帮前茅。《天工开物》作者宋应星在《野议·盐政议》中论述“商之有本者，大抵属秦、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”，在新政下，山西晋商与陕商相比起步较晚，而徽商远在江南，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一新经济改革过程，陕商顺理成章排在三帮之首。到了明朝后期，徽商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，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。进入清代后，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，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。

陕西秦商

史料显示，陕西商帮从明代就开始从事盐业运销，有丰富的盐业经验。由于淮盐质优利厚，明朝政府多以“淮引”作为吸引商民输粟换引的筹码，从而使陕商的脚步开始踏上了扬州的繁华之地，开始了盐业运销之路，扬州是许多陕西商贾发家致富的历史起点。到明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“叶琪变法”，以银买引，于是输粮边关失去了经济意义，大批陕商“悉撤业归，徙家淮扬”，成为常驻扬州的专业盐商，陕商也成为扬州最大的盐商集团。到了明中前期，许多陕商参与盐政，成为扬州盐商的首领。

但到了明弘治以后，秦、晋、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。明代后期淮扬盐场的徽商势力迅速增长，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，陕盐只能屈居第二，而一贯保持“秦晋之好”的晋商也开始与陕西商人貌合神离。万历《扬州府志》记述“扬州皆四方贾人，新安最盛，关陕山西、江右次之”。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，受徽晋两帮夹击，陕商发展受阻。入清以后，陕西商人在扬州迅速衰落，只剩下大约不到十几家盐商，不能成帮。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，聪明的陕商没有死扛，而是审时度势，及时调整经营战略，放弃扬州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目标。

民国时期的自贡盐商（孙明经/摄）

抓住自贡地区复兴的历史机遇

自贡的称谓沿于自流井、贡井两地地名的合成，自流井旧属富顺县，贡井旧属荣县，两县均有千年盐业生产历史，最早发端于东汉章帝皇时期（公元76-88年）。明嘉靖时曾任工部尚书的张翰在《松窗梦语》中记载“内江、富顺之交有盐井，曰‘自流’，新开。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，汲之可以煎盐。流甚大，利颇饶，多为势家所擅。”熊过所撰《吴方泉墓志铭》云“子朝鉴籍为盐官，丁口煮盐贡井……贡井隶荣而畛于富顺。”《自贡市盐业志》记载“自流井与贡井，两地相距十里，仅隔一河，在地质上同属自流井构造……蕴藏着丰富的黄卤、黑卤和天然气资源。”

明万历年间（1573-1619年），自流井地区开发出天然气井，用以煎盐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工业性开采的气水田。《李氏族谱》记载“明万历中……与胞弟汉祯同居，将卒，以火井坡山田一分及火井载课一口，让汉祯管业。”自流井地区的盐井开凿，逐步实现了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中心从富顺、邓关一带向西转移，形成了自贡盐业的新产区。

自贡盐井天车（阿诺德·海姆/摄）

明末清初，四川战乱频仍，人丁锐减，百业凋敝，盐业生产亦备受破坏，自流井气水田的开发限于停滞。《自贡市志》记载：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张献忠部将张广才、姚天动分别占领富顺县和荣县，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富顺县大旱，瘟疫流行，人口急剧下降，土地荒芜无人耕作；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清军攻克荣县；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富顺县仅存居民数10户，仅15年的时间，富荣地区人口面临灭绝。当时原富顺地区“邑中土地荒芜，烟火寂灭，实同无人之境”，“落叶者十之八九”。自明末天启年以来的30多年间，先后坍塞盐井458眼，几乎被破坏93%以上，仅存盐井34眼，煎锅99口。直到康熙十九年（1686年），盐业仍未恢复。

为恢复蜀地经济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清政府实行大规模移民入川政策，鼓励“百姓俱往四川开垦”。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湖广、江西、福建等地大批移民迁入富顺县、荣县。加之康熙五年（1665年）和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又先后颁布“滋生人口永不加赋”和“摊丁入亩”的轻赋政策，使移民运动达到高潮，秦巴山区第一次获得了数量广大的生产力。由于秦蜀连襟，在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与清初西部开发运动中，大批有着雄厚资本的陕西籍商人纷纷入川，他们“挈其妻子，随带驴骡，数十成群”云集四川，携带大量资金经营金钱、典当业，将当铺开遍了巴蜀大地。《重修鲁桥镇志》记载“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富顺县为典商……执估衣铺领袖”。到雍正时陕商已发展成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，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。

自贡盐井天车（孙明经/摄）

助推自贡盐业步入黄金时期

盐是我国历史上实行专卖时间最长、范围最广的商品。唐代前期盐业政策为民众自由经营，官府征税，安史之乱发生后，财政状况恶化，开始实施盐专卖政策。专卖古称“禁榷”，禁的意思是禁止，榷的意思是独木桥，禁榷合起来就是“自己独占，不允许他人涉及经营”的意思。长期以来，食盐的生产与销售一直为官府所控制，产盐灶户不能进入流通领域，盐由政府招商运销。再加之盐在中国的分布极不均衡，除了两淮地区出产海盐外，古代内陆只有山西运城和四川地区生产食盐。因此，得到盐的开采、运输、交易权是极不容易的事情，而盐商也就成为超级富豪的代名词。但是到了清初为恢复四川经济，政府逐步降低了盐业运输、交易、开采的准入门槛，开始建立井盐私人生产制度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，陕西商人在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后，开始零星从事运销自贡井盐，而后顺应雍正三年实行“计口授食”新的盐业政策，才逐步大规模挤入川盐销售市场。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，运销一批盐，往往需要三倍的资金周转，陕西商人创造出新的购销模式，向当地富商“租引代销”，逐步把川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，由此进入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。

自贡井盐生产（阿诺德·海姆/摄）

在陕商大举参与自贡井盐运销的同时，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为改变四川盐区“井圯灶废”，盐政“荒废之极”的局面，实施了一系列“休养生息”、“亦务从民便”的宽松政策。政策允许自由淘浚开凿新井、允许自煎自卖、允许民间自领自卖、允许课税从轻。有一部分陕西商人看到了机遇，开始与本地的井盐经营者和生产者共同开发自流井气水田，从盐业销售者转变为生产者，他们在嘉庆、道光年间开始投资井灶生产。清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太平军建都南京，淮盐不能上运湘鄂，清廷饬令川盐济楚，也给自贡盐业和盐商的急剧发展带来了契机。陕商开凿大量盐井，逐步成为拥有井、枧、灶、号的工商联合体和盐业资本集团，他们也成为自贡盐业步入黄金时期的重要推动者。自流井的磨子井、耳勺井、源发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。《四川盐法志》卷首《圣谕》记载，陕西盐商采取“借地入股”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，使“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”，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经济命脉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。

自贡西秦会馆（文杰/摄）

在自贡扎根以后，陕西商人于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以“西秦大会”的名义购买自贡龙峰山（现龙凤山）房主李光华的房基，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西秦会馆动工开建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建成，历时16年，耗银5万两。如今的西秦会馆已经是自贡盐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，同时也见证了这群外乡人200年来为自贡盐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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