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亚夫军细柳
司马迁
文帝之后六年，匈奴大入边。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；祝兹侯徐厉为将军，军棘门；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，以备胡。
上自劳军。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骑送迎。已而之细柳军，军士吏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！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：‘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’”居无何，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：“吾欲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壁门。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：“将军约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揖曰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容式车，使人称谢：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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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呼，此真将军矣！曩者霸上、棘门军，若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邪？”称善者久之。（节选自《史记》）
课文节选自《史记》中的《绛侯周勃世家》
解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情社会。会“做人”者往往为人上人；会做事，却不会“做人”者常常怀才不遇，甚至境遇悲惨。虽然，从事理上说，做人、做事缺一不可。但是中国世俗社会却更加青睐“做人”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部编八年级上册课文《周亚夫军细柳》却为2000多年以来的读者展示了一幕做事战胜“做人”的生动画面。
《周亚夫军细柳》是书中的课文
霸上军、棘门军以及群臣会“做人”，周亚夫的细柳军会做事。
我们先看霸上军、棘门军以及群臣。
自上劳军。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骑送迎。
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写道：“普（溥）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军营也是王土，将士更是王臣。于是文帝车驾“直驰入”军营，于是以宗正刘礼、祝兹候徐厉为首的骑兵所有人等都下马俯伏迎送皇帝。文帝的“劳军”异化为君王的威仪天下。“以备胡”的将士们似乎没有被“劳”，而是成了君王威仪的陪衬。从做事的角度来看，霸上刘礼和棘门徐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帝的“劳军”。但是从“做人”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行为大大满足了帝王君临天下的虚荣心。如果不是细柳军的存在，或许文帝会对这两位将军很满意。此处作者没有写这两位将军的备战状态，但却在文章结尾借文帝之口道出：“曩者霸上、棘门军若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”这两位将军把心思都放在“做人”上了，做事（备战）就马马虎虎了。在细柳军“军士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，持满”的对比下，他们的备战训练也就是做做样子，如同“儿戏”。
汉文帝剧照
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
群臣为何而“惊”？一言蔽之，为周亚夫的不会“做人”而惊。他们震惊于周亚夫竟然将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君王挡在军门之外；竟然让军令凌驾在王权之上；面对皇上，他竟然不跪拜，而“持兵而揖”。他们为周亚夫的行为不解。心地善良者或许担心可能的严重后果，为周亚夫捏把汗；心地不善良者震惊之余或许还在坐等事件的严重后果。一个“惊”字，惊出了重“做人”，不重“做事”的社会常态，从而反衬了周亚夫重做事的职业将军形象——汉文帝口中的“真将军”！群臣也一定震惊于文帝竟然服从周亚夫的军令。对于这些会“做人”的群臣，他们实在无法理解“真将军”周亚夫，也无法理解与众不同的明君汉文帝。
霸上、棘门军被文帝斥为“若儿戏”，周亚夫被“称善久之”。周亚夫的会做事战胜了霸上军、棘门军以及群臣的会“做人”。
我们来看一看周亚夫的会做事和不会“做人”。
周亚夫剧照
在“匈奴大入边”的情况下，作为将军最重要的事就是训练好士兵，严明军纪，高度戒备，保持临战状态。在这件事上，周亚夫做得真出色。“上自劳军”，周亚夫对文帝的劳军的态度在世俗看来真可谓不会“做人”。
“军士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，持满。”这说明周亚夫治下的细柳军处于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。
从文本来看，文帝前来劳军，周亚夫一未迎接，二未陪同，三未远送。未迎接是文本的显性信息，无须赘述。“使人称谢：‘皇帝敬劳将军’”这表明劳军过程中周亚夫未全程陪同。如果周亚夫全程陪同，文帝直接问候即可，无须“使人”。周亚夫不陪文帝劳军，他去做什么了呢？他应该在训练军队。这从“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揖”可以得知。文帝见到周亚夫时，他正“持兵”。显然，周亚夫没有迎接前来劳军的皇帝，是因为他一直在“持兵”训练。训练等军务冗杂，周亚夫抽不出时间去迎接文帝，也抽不出时间陪同文帝劳军。显然，在周亚夫心中，“匈奴大入边”，作为将军最重要的事是训练士卒，而不是迎接和陪同皇帝。从做人的角度看，文帝劳军是礼，作为臣子的周亚夫也因行臣子之礼。但周亚夫的臣子之礼却如此简单：“介胄之士不跪，请以军礼见”。这更说明周亚夫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备战中，无暇顾忌更多的“做人”之道。从“成礼而去”、“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”以及文帝对周亚夫的赞叹的整体语境来看，周亚夫也没有送文帝出军门。显然，跟文帝行过军礼后，周亚夫又去“持兵”训练了。
“军士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，持满”说明细柳军士兵处于临战状态。周亚夫不迎接、不陪同、不远送文帝，而一直“持兵”训练，这说明细柳军将领周亚夫也完全处于临战状态。
大敌当前，军队要有战斗力，除了临战状态，就是军纪的严明。
未战之时，对军纪最大的考验，莫过于皇权。能在皇权面前保持军纪的威严，可见周亚夫的军纪的确如山一般。文帝受阻于细柳军门，继而在军营中“按辔徐行”等等说明了细柳军军纪连皇帝都得遵守。那么还有谁敢不守军纪呢？联系周亚夫属下对文帝的约束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日常的训练中，周亚夫应该进行过类似的训话：军令如山，任何人都得遵守，即使天子来军营也得守军纪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——“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。”这是一支只听将军命令的军队。而这又是所有君王最为忌讳的。可见，亚夫真不会“做人”。
周亚夫如此地不会“做人”——因战备而处处“失礼”于文帝。以致于“群臣皆惊”。但周亚夫又如此地擅长做事，让麾下的普通将士敢于以军令约束君王。周亚夫做事又如此地敬业，连迎接、陪同、送归文帝的时间都挤不出来。
周亚夫不会“做人”，却擅长做事。在“匈奴的大入边”的情况下，须要军令大于一切的军队。这样的军队才有战斗力。文帝明白这一点，因此不仅不计较，反而大加赞美。人情社会的中国，明君汉文帝让会做事战胜了“会做人”。
汉景帝剧照
明君汉文帝去世后，后继者汉景帝遵照文帝遗命，重用了会做事（三个月就评定七国之乱）的周亚夫，却最终因他的不会“做人”，而渐渐疏远他，并最终将其迫害至死。明君不再，“做人”又战胜了做事，人情社会回归常态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卷二十七》中写道周亚夫因反对汉景帝废太子，而被疏远；因反对汉景帝封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为侯，最终“以病免相”。在本卷中司马迁还写道，汉景帝认为周亚夫心怀不满——“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！”认为将来的少年皇帝不能支使他。最后，廷尉和狱吏在汉景帝的支持下迫害周亚夫：“吏侵之益急”。刚烈的周亚夫最终“不食五日，呕血而死。”
司马迁笔下的周亚夫处处坚持原则，不愿迎合汉景帝，因而从人臣之极的丞相变成狱吏可欺的阶下囚。只用三个月就平定七国之乱，极会做事的国家功臣周亚夫却因不会“做人”而绝食而亡。
众所周知，《史记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，是“无韵之离骚”。《史记》的叙述饱含了司马迁的深情。李长之在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中评论《史记》道：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的个人色彩的，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，生活背景，有他的情感作用，有他的肺腑和心肠……”在《周亚夫军细柳》这篇课文中，我们在周亚夫这个历史形象身上隐约看到了作者司马迁自己的影子。真将军的背后是真丈夫司马迁。
司马迁剧照
在李陵事件中，我们分明感受到一位不会“做人”的真丈夫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“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，素非能相善也，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、接殷勤之余欢。”司马迁和李陵虽“俱居门下”，但并没有交情。李陵兵败降敌的消息传来，汉武帝希望李陵能战死，李陵投降的消息使之震怒万分。满朝文武都很会“做人”，察言观色，趋炎附势。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，“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”。如今汉武帝震怒于李陵投降，他们于是附和汉武帝，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，是出于公义，是出于对李陵“国士之风”的信任。在趋炎附势，极会“做人”的满朝文武看来，司马迁的言行简直是愚蠢透顶。司马迁坚守道义的行为给自己带来奇耻大辱：宫刑。
李陵剧照
周亚夫不迎合君王君临天下的虚荣心，司马迁不迎合汉武帝心理，在世俗看来都是不会“做人”之举。周亚夫不迎合汉景帝，绝食而亡；司马迁不迎合汉武帝惨遭宫刑。他们的命运也都因不会“做人”而遭遇悲剧。周亚夫极会做事，三个月平定七国之乱，成一代名将；司马迁忍辱负重写《史记》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“文采表于后世”，终成“史家之绝唱”，司马迁也是极会做事之人。周亚夫、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何其相似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司马迁在叙述周亚夫时的感慨万千。“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邪！”司马迁借文帝之口表达了对周亚夫不会“做人”，但极会做事的无限赞美。这样的赞美也是对自己人生信念的坚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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