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业技术站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是农业农村局下属的两级单位。前者是公益机构，后者是执法机构。在编制性质、工资待遇、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。如果非要做出选择，我建议选择农业综合执法大队，这样对个人比较有利。
首先，就机构性质而言，农技站是一种公益性机构。人员使用设施，并得到财政的全力支持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是公众参与的，其人员使用与农技站相同的编制。但在公务员管理方面，实行公务员同等工资和晋升待遇，在编制和身份上比农技站更有优势。
其次，在工资福利方面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是公众参与的，享受公务员薪酬、13条工资和年终绩效考核。在工资福利方面，高于纯经营性农业技术站。以普通科员为例。在农业综合执法大队，一年至少要比农技站多花1万元、2万元，这对于拿着死工资的上班族来说，可不是一笔小收入。
最后，在个人发展方面，由于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具有公众参与的地位，可以与局里实现无缝沟通。如果有工作和岗位需要，可以调到局里，改变公务员身份。农技站是一个纯粹的职业身份。要想调到局里当公务员，需要具备很多条件，比如说要提拔事业支行，局里应该有合适的职位，还有很多限制行政空缺的，比如调职程序，没有强大的动力，普通人是不可能实现的。这也是公众参与状态与纯职业状态的最大区别。
当然，县级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不一定是公众参与的。有的地方还属于公益性范畴，实行委托执法，这是农业执法大队的地域差异。下一步，随着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文化市场、交通运输、农业等五个领域综合执法的实施，县级综合执法队伍正逐步推进“局队合一”模式，特别是今年3月新的《公众参与单位审批管理办法》出台后，类似的农业综合执法队伍可能会根据这些发展趋势重新审视，我认为选择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更有利于个人今后的发展。
当然，具体情况取决于个人。如果一个人有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他在农业技术站也会有一个大舞台。以后，他将成为研究方面的专家和权威，他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也不会低。相反，没有专业知识，选择综合执法大队显然更好。
随着“大数据”时代的到来，借助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，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扶贫中的作用，帮助精准扶贫，从而加快传统产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。本文提出在“互联网现代农业”下创建精准扶贫新模式，从传统农业扶贫模式出发，创建精准扶贫新模式，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。
在我看来，在大数据和互联网大时代的背景下，我们可以通过微视频传播一些农业技术的注意事项和问题。
根据农业季节和项目实施需要，扎实开展小而实的现场会，面对面传授农业实用技术，把农业技术传递给农民，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生产。
鼓励农业互联网企业参与村级信息化建设，努力在每个村培养一名文化程度高、信息含量高、服务性强的农业信息员，建立村级信息服务站，从而有效地将农民与市场和技术联系起来
鼓励农业互联网企业参与建立一个完整的农业技术人员培训体系，帮助他们成长，使他们依靠自己的资源从我们的农业技术中获得经济效益。
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全乡七站八所之一。所谓“七站八所”，是指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。派出所、司法所、财政所、国土资源所、税务所、工商所、供电所、林业所、农技所、计划生育所等。除了少数公务员或公职人员外，这些站都是事业单位。根据规定，从事行政执法的必须是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。在省市两级，编制仍然充足。在县乡两级，承担行政执法责任的行政人员不足。由于编制的限制，乡镇只能用编制人员履行行政职责，7个站、8个所的编制人员是主体。在过去，这种情况仍然可以处理。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变化，已经不适应形势的要求，改革势在必行。
目前，县乡两级事业单位改革仍在酝酿之中。但是，参照已公布的省、市、县的改革方案，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迹象。
1.具有类似功能的站点集成。如农业技术站、农机站、水利站等合并设立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；城市建设站、经济管理站、房屋管理站等合并设立经济发展服务中心；文化站、广播电台等设站等设立社会发展服务中心，整合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服务乡镇事业。
2.执法队伍是统一的。在这一轮体制改革中，关键是深化行政综合执法改革。目前，从上到下都非常明确，省级部门原则上不再成立专项执法队。行政执法职能主要由市、县两级承担，设区的市、市辖区只设一级执法。乡镇要逐步形成一支执法队伍。将原来分散在各个机关的执法队伍整合起来，形成综合执法机构，行使执法权。
3.相关电台将被取消。如因计划生育职能转变，取消计划生育站，在综合服务中心设立人口健康监测岗，取代原来的计划生育工作。
4.一些电视台正面临改革。在本轮体制改革中，取消行政事业单位，剥离行政职能，移交其他具有类似职能的行政机关。今后，除执法机关外，不再单独设立或增设行政机构。说到乡镇，比如财政、国土局，以前是公众参与的（有些地方是行政性的），就必须进行改革。由于乡镇的重要职能，类似的派出所剥离行政职责是不可行的，只能转管。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定额管理，不能以剩余的事业单位取而代之。与车站改造类似，只是机构向行政的转变，不涉及人员编制和身份的变化。因此，除少数人因职能转移需要更换为公务员外，其余大部分人仍将保持公众参与的身份
